勵馨屏東分事務所

文/ 黃靖容  性別與倡議專員

我的位置：助紂為虐「太太的社工」
我的社工身分使我經常有機會接觸許多人的生命經驗；社會對於社會工作的職業想像不離愛心、耐心、同理心兼具的助人工作者，一種和母職形象互相呼應的照顧者想像。我以為這個正向的職業形象既得利益使我可以「輕易」地穿梭於跨越性別、階級、族群的個人生命經驗/家庭故事，家庭暴力防治法賦予我這個NGO家暴社工「介入別人家務事」具有正當性。
我做了整整六年以家暴防治為名的社工，家暴法建置的家暴家庭福利輸送系統，依據所謂的暴力態樣把家庭成員性別化分類為加害者與被害者，將助人工作者 順勢分化為「被害人的」與「加害人的」工作者。阿寶(化名)，打破我對婚姻移民女性特定想像的最重要人物。我於2012年介入阿寶的家暴問題，阿寶的前夫，也就是被家暴法歸類為暴力加害人的前夫，對我這個助紂為虐「太太的社工」有諸多怨言，「不願意」和社工討論合作處理暴力風暴中親密關係的困境。另外，走訪阿寶和前夫居住的社區，聽聞鄰里對阿寶這個來自中國婚姻移民許多的性別化標籤─「大陸仔」、「”欠腳”的大陸女人」，「自從這個欠腳的女人來了以後，這個男人就過得很不好」這句話提醒我，「大陸女人」加諸在阿寶身上的汙名不只是性別化的，更有台灣人對於複雜的中國因素的標籤。
阿寶有許多「遷徙」和島內移動的經驗；從中國以結婚名義來台定居生活，取得台灣身分證，而長女有照顧娘家家庭的包袱，經常往返大陸照顧娘家經濟與年邁的母親；和家暴丈夫決定分手離婚後，前夫精湛的跟蹤尾隨技術，使阿寶數次搬家躲避，她的40幾歲的人生，居住空間和生活方式不斷經歷遷徙流動。

為什麼寫她的故事？
阿寶作為歸化台灣國籍的移民女性，「成為台灣人」的過程，阿寶如何理解「大陸仔」這個性別化的標籤？她如何理解自己的移民經驗，從中國移動到台灣，會是為了成家立業嗎？對阿寶來說，歷經多年的婚姻暴力風暴，她的家一直在經歷動盪，「家」對於阿寶到底是什麼？最後，阿寶同時是長女也是母親身分，這兩個高度性別化的身分是如何支配她現在的生活？
 

「成為台灣人」
我和阿寶結識雖然有4年，但社工身分角色的介入，使得我無意或者忽略了阿寶的跨國移民的生活經驗，藉由訪談對話，重新爬梳她的婚姻移民過程，以及她對於家的想像為何。阿寶來自中國生活優渥的城市，為什麼她想要移民來台灣？

「我家那一帶是沿海的經濟特區，有很多外資工廠，我們家離港口很近，現在那裏的生活環境還比高雄市好，工作機會、城市繁華度都比高雄好。我1998年來台灣時，當時娘家的沿海城市環境和現在的高雄市的環境就已經差不多了，妳就知道我當時的環境還不錯了。」
阿寶來台灣的十幾年，未曾工作中斷，原先我以為阿寶是以婚姻為名義來台灣換取較優渥工作的工作機會，聊天中，阿寶提到她結婚來台灣之前的工作還不錯，在當地的工商局當正式工，專門辦理營業證照的政府部門，生活算得上有餘裕，也就是台灣人講的政府公務人員，阿寶強調「那是需要考試進去的，就像你們的台電公司進去要考試的，而且只有正式工有退休金，轉正之前的合同工就沒這麼好。」我很訝異，以一個20幾歲的年輕人在福建老家可以有個還算優渥的的工作，怎麼還會想到台灣來？阿寶語鋒一轉說到……
「我們家族很大，我很愛玩，我媽就比較擔心我，家族其他手足都結婚成家。我那時候上班中午會跑出去打麻將、喝酒......我媽就擔心我啊。也交過男朋友，對我來說，談戀愛和結婚是分開的，我不認為談戀愛的對象就是結婚的對象」
「未婚且愛玩的年輕女孩」不符合父權社會對好女孩的想像，26歲未婚的阿寶被親友催婚，當時，就由親友介紹阿寶與前夫認識，阿寶提到他們的結婚過程：「我們第一次見面後，一個禮拜內就在大陸訂婚，中間只見過一次面，訂婚之後，接著辦理一連串的結婚手續來台灣了。」阿寶還說，大陸的結婚和越南新娘不一樣，越南的新娘是站一排供台灣郎選，她自己的經驗就不是如此。我問阿寶：結婚當時對先生的感覺是什麼？妳愛他嗎？阿寶說：「我不愛他。結婚之前就知道我們有很多差異，我就暗自決定，既然嫁了就要互相……，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個性，年齡又差了13歲，各方面都差很多」。這樣的對話衝擊我對婚姻移民異性戀浪漫愛的想像，不符合我對婚姻移民經濟考量與成家立業的一廂情願預設；阿寶在大陸從事白領階級工作，來台灣之後，雖然換過幾個工作，但一直都是從事身體勞動較辛苦的藍領階級粗工；成家立業也非阿寶跨國來台灣生活的主要動機，那麼，是什麼使得阿寶冒險和一個認識僅一個禮拜的台灣郎結婚來台灣？
 

家裡「嫁不出去」的女孩
Allen Johnson在性別打結一書中提到父權體制與個人的關係，他認為父權體制是透過男人與女人共同參與其中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秩序，所以父權並非用來指責男人。而父權體制提供一條阻力最小的路讓個人依循理所當然的性別秩序。阿寶是個主體性與能動性很高的女性，她談過幾段戀愛，過著優渥自在的單身生活，阿寶在訪談中說到：「我家重男輕女很嚴重，尤其是阿公……管教小孩很嚴格的，大人不容許小孩有一絲的不乖。」年紀適婚又身為女性，「愛玩」的年輕女孩阿寶是父權家庭的擔憂，轉化為「嫁不出去」成為阿寶的對結婚的孤擲一注，依循跟大家一樣一條阻力最小的路，找個人把婚結一結。
推動阿寶婚姻移民成為台灣人的動機，不是經濟考量，也不是實現浪漫愛的成家立業，是強迫異性戀與父權的性別秩序交織作用在個人身上，使個人必須服膺於結婚這條阻力最小的道路。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適應「大陸仔」的他者身分
我和阿寶訪談過程，提供我ㄧ個空間反思自己做為實務工作者，對於身分污名的敏感度。我去家訪或者社區資源拜訪，接觸鄰里時耳聞許多街坊鄰居對於阿寶中國大陸身分的偏見與歧視話語，阿寶反過頭來「安撫」我：「我覺得很正常，我可以理解鄉下地方的閒言閒語，不用替我打抱不平……鄉下地方的鄰居都把我們從中國大陸來的、越南外配看作是一夥的……。」我追問阿寶，她對於別人歧視她的用詞有什麼想法？她語帶自信提到：「我是恰查某，也不是只能被人說，要說三道四就讓他們繼續說，我管不著別人的嘴怎麼說。」
阿寶來台灣今年已經17年，濃厚的中國口音很容易辨識出她來自中國大陸，常民口中「大陸來的女人」很厲害，不只是性別化的歧視，還帶有台灣人仇視中國大陸人的複雜因素，即便在台灣生活將近20年，阿寶還是得以「他者」的身份在地方實踐她的母職責任義務。阿寶如何理解土生台灣人對她的身分歧視呢？在這一點上，她展現自己的主體性，強調自己是不好惹的恰查某，主動理解台灣人的排他性格，卻也不妥協把自己安放在大陸仔這類極度歧視的大帽子裡。
 

「家」的意義
結婚來台對於阿寶的目的，既不是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也不是為了浪漫愛情離開母國，阿寶服膺父權家庭對家中女兒適婚年齡應該趕緊結婚的期待，毅然決然和認識一週的相親對象結婚。她覺得對於結婚對象沒有愛的感覺，來到台灣生活的前幾年，三個孩子剛出生那段時間，生活過得還算不錯，隨著孩子多了，現實生活壓力愈來愈大，開始埋下暴力對待的導火線。
「我的個性就比較急，結婚之前就知道我們的個性差異就知道一些了，暗自決定既然嫁了就要互相。……誰知道他後來愈來愈嚴重，我也不是好惹的啊。」
我剛認識阿寶時，我常覺得她是一個個性火爆的女子，但是提到三個孩子受到不同程度的父母親暴力波及，她作為母親無以名狀的愧疚感就會油然而生。在訪談對話的過程裡，我發現經過這四年的沉澱，阿寶對於「家」的想像出現了轉化。我問阿寶：「現在妳的家有兩個已經安置返家的孩子，還有偶爾從外地返家團聚的大女兒。這些年，經過這麼多事情，妳認為『家』是什麼？」阿寶沉默了幾秒鐘說……
「把三個小孩丟給他們的爸爸，以致於後來三個小孩去住安置家園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愧疚。……我覺得不要想得太難，(家人)不一定都要在身邊，孩子長大後會有自己的思考，不要把他們硬圈在身邊。」
這是我第一次從阿寶身上聽到她用釋懷的口氣敘說子女住在安置家園的經驗。「孩子被安置」的這件事恰好反映父權社會指控女人沒有扮演好太太、好母親、好女人，加諸在阿寶身上的母職焦慮。在這次的訪談聊天裡，阿寶認為家人之間沒有硬圈住在一起原來不是件壞事，家人即便兩個月才團聚一次，但是她們每週通聯維繫感情，去年底，還一起去跨年晚會倒數，就是一種令阿寶滿意的維繫家庭關係方式。於是，阿寶對於「家」的想像出現了轉化，「家」不只是物理性的所有成員到齊，而是親密感的維繫。
 

小結
這個書寫對我來說有幾個重要的意義，跳脫所謂社工與服務對象權力不對等關係的框架，學習以社會學之眼重新看待阿寶的生命故事；社工的視野與社會學之眼的差異，社工的養成教育希望工作者要設法解決服務對象個人的問題與困境，而社會學的視角強調批判鉅視層次的社會結構與體制，而不是歸因個人不夠努力。兩者之間的差異，回應了我從事6年的家暴社工，對於家暴法建置的工作體系，我在當中無計可施的無奈感似乎找到了出口，原來，使我在體系中動彈不得的不是個案不聽話、加害人排斥社工，是家暴社工這個角色賦予我去脈絡化的介入個案，問題解決與危機解除，就如同家暴體系的助人工作者被切割成加害人的、被害人的、司法的、心理衛生的理性分工
很感謝阿寶，答應我的邀請，願意撥出自己的時間和我對話及聊天，以一種互為主體的方式真誠交流，由我問問題和書寫，阿寶提供故事。文章寫完後，我印出來寄給阿寶校對，我希望這個書寫也能給阿寶看，我們還進一步討論到改寫，讓它成為一篇可被閱讀的故事，讓她的敘事成為她想要的影響力，當我想到這個動機時，我卻毅然放下書寫不夠學術的焦慮。再一次謝謝阿寶帶給我的啟發與真誠的對話交流。